时间:2020/2/21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点击: 61 次

今岁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小雪,是“中国十七世纪百科全书”、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字学家方以智(字密之)诞辰周年纪念日;今岁亦适值在下三生有幸得识方以智密之先生十周年,十分荣幸收到方以智十三世孙方无先生寄赠而来的《无可大师圣像》一幅,展卷凝视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初次得以清晰而仔细地瞻仰密之先生的画像真容,无可大师亲和、慈悲、淡定、智慧的目光仿佛可以穿越无限时空,恰如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注定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方无先生处获悉,前不久恰逢《方以智全书》出版,翘首盼望数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为之欣悦不已,遂等不及所谓的“双十一”特价优惠而迫不及待、如获至宝地购买收藏了。

作为一名安徽儿媳,我十分庆幸意外地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为时不晚地认识了方以智这位由安徽走向世界的古代著名学者。

两年前的深秋时节,有幸亲临方以智的长眠之地安徽枞阳浮山观光拜谒,圆了我一个多年向往的梦境。可以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古代学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能超过他;同时,做为一名福建人,我素来对密之先生儿时在福建生活、学习的两三年时光十分感兴趣,并认为这段时光的前中期是他一生中极为少数的最为幸福的时光。为了梳理他生平的这段童年时光,我曾赴他随父宦的古福宁州,即以今闽东北的霞浦为中心的宁德地区,进行实地寻踪研究,并两度攀登太姥山。

本文的构思自三年前始,由于资料不全,遇到不少瓶颈,不得已暂时搁笔。此次据《方以智全书》《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桐城耆旧传》及《浮山全集》等资料全面补撰,争取能够详尽地追寻与叙述方以智在福建的童年时光。

01

随宦福宁

据《霞浦县志》记载,霞浦建县于晋太康三年,当时县名温麻,至唐武德年间,县名为长溪,直至元朝后升为福宁州。明中叶后至清康熙年间保持此州名不变。

当年方以智在世时,尚无“霞浦”名谓,因此在他笔下只出现“温麻”、“长溪”、“福宁”等字眼。如“温麻太姥,乃中丞公(其父方孔炤)甘棠之里”;“(父)再调长溪,见贤思齐”;“少随老父福宁”。可以说,在闽时期的童年时光对他而言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增知履历,这奠定了他往后向多方面发展、著述的根基。

“廷尉公家书……讫于戊午去嘉定日。”——方昌翰辑《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卷上《曾祖廷尉公家书记》

方以智祖父方大镇与其父方孔炤通信的家书截止于方孔炤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从四川嘉定知州职上离任时,当年方以智年仅八岁。

据毛郎英先生校点、四年前惠赠于我的《明嘉定州志》中载:“知州万历年方孔炤江南人由进士(卷之二)”。此处的“江南”指的是江南省,属明朝南京(南直隶)地区,当时尚无“安徽”这一省份称谓。明代后期,桐城方氏家族位于江南省安庆府。

自戊午年底去职后,方孔炤似乎并无赴京师向上级进行述职报告的一番行程,而是携妻带子,直接赴福建福宁新知州任来了。明朝知州为从五品官职,方孔炤属平级调动,这次没有升官。

(一)“乌石”之缘

“忆昔少年下长溪,扬舲直渡飞鸾西。曾过武夷及乌石,复闻太姥与支提。”——方以智《博依集》卷八《题刘荐叔洞山九潭图.有序》

此诗中的“飞鸾”指的是今宁德飞鸾镇。武夷指武夷山,乌石指乌石山。太姥即太姥山,支提是支提山。无论是飞鸾还是武夷、太姥、支提诸山都在方孔炤即将上任的福宁州管辖区域内。然而,位于闽东的乌石山却在福建省首府福州。

虽然福宁州属福州府,而其辖境仅相当于今福建省宁德地区附近县市,离福州还有一百多公里。并且,从方氏一家由川入闽的行踪来看,不大可能路过福州,更枉论经过乌石山。那么,方以智的诗集既然明确记载“过……乌石”,证明当年其父当有福州之行。福宁州直属福建承宣布政使司,此司驻福州府,是明朝在闽江流域及附近地区的一级行政区,下辖十府、二直隶州、六十九县。方孔炤到达福建后先来福州衙门报到就成了必然之事,之后方到福宁州位于今日霞浦县龙首山之麓的福宁府署办公。因此,九岁的方以智即有一次路过“乌石”的福建首府福州之行,多少弥补了后来南明隆武帝建都福州时,方以智不曾应诏来榕,在我心中留下的遗憾。当然,他逃禅后还有一次福州缘。

(二)问学熊明遇

在这随父宦游的过程中,已然开始知文史(六岁)、能赋诗(七岁)、会属文(九岁)的方以智,来到闽东北已是小才子一枚了。

在福宁,方以智最重要的遇见是熊明遇,这位年长他父亲十岁的武官,由于生性率直,“上疏极陈时弊”(《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为朝廷侫臣所不容,而被流放到此偏塞之地任福宁兵备佥事,从此与方孔炤分任本州的军、政长官。耐人寻味的是,方孔炤甫中进士即被分配到川、闽这样既远离京城,也远离家乡江南省的偏僻之地,不知内中有何原因,只是隐隐觉得,这间接地反映了方以智的命运,小小年纪就随宦走四川来福建,注定大半生在外飘泊吧。

在公务之余,方孔炤与熊明遇对西学都很感兴趣,遂有了不少共同语言,视彼此为莫逆之交。方孔炤常向熊明遇请教相关知识,自称“自小即有穷理极物之癖”(《方以智全书》第七册之十一《物理小识》整理说明中写为“穷理极物之僻”)的方以智则坐在一旁聆听,这无疑给年幼好学的他一个迅速增长知识的良好契机,莫大地满足了他那对万事万物都葆有一颗好奇心、深入探究其中奥秘的超人天赋。

1、天学

“万历己未(一六一九年),余在长溪,亲炙坛石先生(熊明遇),喜其精论。”——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天类》

亲炙即亲自受到传授、教导。方以智将其“精论”归在“天类”,即是熊明遇对天文现象的独道见解。小密之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实属难得,这位年长他三十一岁的武官,肯亲自将如此深奥的知识教给小小少年,可见他对方以智的聪慧好学是多么的器重。从“喜其精论”四个字就可以看出,泛泛之谈已不能满足九岁方以智的渴学心理。

另外,“万历己未(一六一九年),余在长溪”,最能证明密之九岁时已随父在福宁任上。方叔文主编的《方以智先生年谱》称“明泰昌元年庚申(一六二O)公(方以智)十岁贞述公(方孔炤)除嘉定州调福宁州。《环中堂集》”有误。按理,《环中堂集》是方孔炤的个人诗文集,记载不应有误。《环中堂集》收录在大部头的《桐城方氏诗辑》卷二中,由于我手边尚缺此资料,因此暂无法查实。

“西儒利玛窦……入中国,读中国之书,最服孔子……著书曰《天学初函》,余读之,多所不解。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方以智《膝寓信笔》

《天学初函》,《方以智全书》第八册之十七《膝寓信笔》(第页)将“函”字误引为“亟”。此为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一部作品集,由于李子藻、徐光启辈笃信不疑,故编为文集。方以智从中学习天学,则是借鉴熊明遇的阐释来理解。

《则草》(又名《格致草》),是熊明遇在福宁时收入诗集中,并刊刻出版的物理学著作。方以智读相关的科学作品,通过熊明遇著作中的见解来理解,也可见他对熊明遇的敬佩之情。因此,长大后,方以智以《则草》及恩师王宣的《物理所》为借鉴,著述了自己驰名中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旨在阐明万事万物的道理,其中就有数条回忆了自己在长溪的学习生活、经历见闻,常以“熊公曰”作引,多所引用熊明遇的原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物理小识》“考证奥博,时代罕无伦比。”

2、同游太姥

“太姥有空谷传声处,每呼一名,凡七声和之。老父以问坛石熊公。公曰:“峡石七曲也。人在云洞,其声即有余响。若作夹墙,连开小牖,则一声亦有数声之应。层楼槛内门窗纸上,大小破隙,则风来做丝竹之音。若高山日暮,闻城市之喧声,以日气敛,而人静听也。”——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声异》

此则所谓“太姥空谷传声处”指的是太姥山花岗岩峰林洞群的空谷回音,能“七声和之”的地点,具体指的是指天门寺往摩霄峰途中的“七声应”。父子俩不明白其中奥妙,遂请教熊明遇,熊明遇为之作了非常形象的解答,方氏父子听闻,茅塞顿开。在熊氏的《登太姥山记》中还载有“僧隔岭呼佛号,而应之声自仙岩中出,反洪于呼之声”的奇观;还有紫烟岭的“回音廊”是为“三声应”。只要向对面的九鲤朝天石放声一呼,即可听到来自幽谷中的三声应答。

“我来千仞岩,上下何人屋?长啸天地宽,连声应空谷。青天不可问,丹石何能言?下有万穹洞,玲珑声相吞。”——明成化年间员外郎林道传笔下的“三声应”

太姥山边看落霞,秦川千里傍天涯。

我谓逐臣来岭表,人言仙使泛星槎。

——熊明遇《逍遥阁福宁道署》

方氏父子与熊明遇至少两度登临游览太姥山,他们之间的问答为太姥山地理形质的研究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科学资料。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徐光台对熊明遇生平多所研究,据他实地考证——“熊明遇曾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与五月两度登太姥山,分别题刻‘鸿雪洞’与‘云标’两块摩崖石刻……而确认‘鸿雪洞’与‘云标’摩崖石刻有助于重建万历末年九岁方以智与其父和熊明遇游太姥山的活动。”既然是万历四十八年(),那么方以智当是十岁。

“山石栾栾,大至数十百丈,九鲤、一线,皆在山巅,山据海澨,摩霄峰最高,观日为快。无云之晓,先碧后红,其红弥天,千里之岛,如绕发然。盖水光荡漾,映其出没,故倏忽而成此状也。”——方以智《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一《太姥山》

3、方以智与熊人霖

方以智与熊明遇的公子,后任工部郎中、太常少卿的熊人霖(字伯甘)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熊明遇在福宁任职期间,他的儿子熊人霖应该曾来省亲,人霖比以智年长七岁,是为兄台,不知是否同登过太姥山。方以智二十三岁那年,熊人霖路过桐城,特地造访故友。三十三岁那年,方以智在京兼任皇子永王讲官时,还为他的诗集《南荣集》做序,称颂他“(作诗)温柔敦厚而不愚……举卓异,与卧子(陈子龙)同平许都之乱……《南荣集》……皆雅音也。”他也与方以智探讨过西学,方以智以“伯甘曰”载入自己的《物理小识》。从熊人霖的生平著作来看,最有代表性的科学作品集是《地纬》,《函宇通校释:地纬》一书前言介绍——“明朝天启四年()成稿、崇祯十一年()初版……该书似乎是最早由晚明士绅执笔撰写的五大洲域世界地理专著。”

(三)效法郑三俊

“‘(父)再调长溪,见贤思齐。严事取法,铁骨相期。’注:‘时郑玄岳先生三俊督学,道契切切;熊坛石先生明遇为兵备,时问学焉。’”——方以智《合山栾庐占.慕述》

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卷一“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九岁”中引为“时郑玄岳先生三俊,督学道契契”有误,据《方以智全书》第十册之三十一《合山栾庐占.慕述》改。

除了熊明遇,时在福宁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的“四朝重臣”郑三俊(号玄岳)也给方以智留下深刻印象。

1、郑玄岳与方氏父子

据郑玄岳后裔郑素明的《先祖郑三俊生平考证》记载:玄岳先生于“年3月—年9月(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也就是在方氏父子到福宁的六年前,郑大人已然任职于此,他对福宁当地各方面的形势比年夏才到福宁掌军的熊明遇要熟络得多,且比方孔炤年长十余岁。这位为官清正公平的学政,在职任上“正人心,绝请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名士,时人称为“真为知人得士”者也。据刘中藻《宦梦录》记载:“太宰郑公三俊为余督学师……闽数十年督学,竞推公第一,鲜继者”。

方孔炤见到如此才德兼备的尊长,在公务上互勉,有所效法,在学问上与其交流切磋。一旁的小密之耳濡目染,也曾稚嫩地问学于玄岳先生,他的教诲与指导都潜移莫化地、深远地影响到方以智。在方氏父子来到福宁一年后,郑大人就受命调离了福宁,仅仅一年之缘,却结下深厚同僚情谊,直到方以智为官后,才得以再次见到已是刑部尚书的郑先生。

年,方孔炤去世(方氏父子离开福宁三十三年后),时已辞官十余年,隐居浙江上虞太平山的郑玄岳收到方以智的来信,方以智泣请他为自己父亲写墓志铭,可见郑玄岳在方以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

“仁植公(方孔炤)……调福宁……及与论学,穆然深和,以其渊源有本庵先生(密之曾祖方学渐)为之祖,野同先生(密之祖父方大镇)为之父,而断事公(密之五世祖方法)之后也……先我而去,我安能不呜呜耶?长公愚者(方以智),北难为甄济,天末为郑綮,剑刃百淬,托孤别路,为人天师。适尽今日之丧,庐墓襟土,属余为志。余安所辞乎?”——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不知诸位是否有所感,我见此文则泪下沾巾,郑玄岳先生是否也曾极为感触,当年那个在福宁好学不倦,文武双全的天才公子哥如今竟出家为僧,真是世事变幻无常,令人感慨万端啊!想必当年,郑大人也曾在方孔炤面前对密之这个小才子有所赞叹,因此在其父志墓铭的撰写中才会升华盛称方以智为“天师”级的人物。以一届长者对小辈如此肯定,也十分有利于方以智洗白明亡后南逃之冤屈。虽然在方以智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尚未见到关于专章撰写郑玄岳先生的诗文,但他们之间的交谊由此可见一斑。由此想到,此次出版的十册卷帙,虽然名曰《方以智全书》,但是仍有许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佚的他的作品无法收录,甚至在他生前就有数次失稿的事件发生。

回头说,像郑玄岳这样如此正直有为之士欣赏方孔炤的为人处事,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方孔炤为官之清廉守正。也正因为方孔炤以郑玄岳这样优秀的人物为学习的榜样,在长溪竭尽所能建功立业、为民造福,从而也为后文将提到的“长溪民德我”之言埋下伏笔。

2、郑玄岳的学生之一:刘中藻

“闻君昨岁出温麻,作客荆吴不顾家。”——方以智《博依集》卷八《赠闽中刘荐叔》

这位“君”指的是上文提到的郑玄岳先生的学生刘中藻(字荐叔),他与方以智同年中进士,在崇祯十三年()庚辰殿试金榜中名列第三甲第名;方以智则名列第二甲第54名。在福宁期间,方以智就与他结下了友谊,在方以智二十二岁前的诗集《博依集》中就有两首与刘荐叔相关的诗,一首是《赠闽中刘荐叔》,另一首就是篇首提过的《题刘荐叔洞山九潭图.有序》,序始即称其为“长溪刘荐叔”。郑玄岳对学生绘制的这幅八闽全图评价极高,因此方以智也欣然为之序。在方以智的博物学著作《物理小识》中偶尔也会见到他的见解,谓“刘荐叔曰”是也。

“万态烟云一叶收,盘中虽冷亦何求!廉溪风节清如许,且与黄花订晚秋。”——刘中藻《梅溪》

千万不要以为这位“不顾家”的刘大人是个浪荡子,明亡后,他成为了民族气节不亚于岳飞的精忠报国之士,为保护十万百姓安全而慨然吞金自逝,不禁令人叹曰:有其师必有其徒,上梁正者下梁直。真真如他所咏叹的福宁之梅溪诗中“廉溪风节清如许”一般流芳青史。何况“不顾家”是方以智的戏语,如此直言也表达出友情的亲密之意,只有亲朋好友,我们才敢这样说话不是吗?

(四)方大镇的家学传承

一六一九年,方氏父子俩甫至福宁,祖父大理寺左少卿方大镇来探望儿子一家,他带来了自己的文论《宁澹语》给儿子作跋,目的是教儿子传承、发扬以“性至善”为宗旨的家学传统。

方孔炤毕恭毕敬地于长溪之镜烟阁拜读父亲的作品、认真地撰写跋语,直至两年后,方大镇才请友人作序,可见意在家传,不急于刊刻出版。由此,“镜烟阁”成为我们目今唯一知道的当年长溪府署后宅室名。关于方以智的长溪书屋名,则无从查考。在这个书房里,他开始博览群书,写诗作文练书法,研究学问,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方以智尝“自恨少不学家学”,可见方大镇与方孔炤都给了方以智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尊重孩子的爱好,并不强迫密之学家学。

祖父方大镇还携带这个长孙,前往福建临省江西,攀登了闻名海内外的庐山,游览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这无疑也增长了方以智的见识。待他带着孙儿逛了一圈回来,儿子的跋早已作好了,他满意地带着自己的文论回老家去了。此跋中记有——

“孔炤簿领入闽,往往探紫阳羁辙,处深山大壑中,为学纲密,旅突匪黔,令子以媚权斁其庭过。……万历庚申(),男孔炤谨镌于长溪之镜烟阁。”——方孔炤《宁澹语.跋》

(五)方以智著作中的福建河鲜、海鲜

其实,长溪的地理形势不仅仅是“深山大壑”,同时它也是临海之地——“闽海茫茫,赤岸东走,前拱南峰,后拥龙首……温麻是疆,近接穷发,番舶夷艘,朝发夕达。控制咽喉,屯戍星列,实惟重镇,天险壮哉!”(《霞浦县志.卷之七.建筑志.公署》)

作为知州兼军事家的方孔炤自然明了此方地理形势,在给其父的文中只是简笔梗概而已。正由于临海,霞浦以拥有美丽的滩涂与漫长的海岸线而闻名全国,早已成为十分理想的摄影基地,霞浦海鲜,尤其是紫菜一类非常出名。因此,方氏一家所在的长溪治所所在地是个既有山珍又有海味的得天独厚的好地方。

福宁山水风光之旖旎,引得历代古人纷纷为之泼墨挥毫,其中著名古名人有王十朋、朱熹、文天祥、萨都剌、汤显祖、谢肇淛、纪昀等。纪晓岚盛赞道:“霞浦山水吾曾游,千岩万壑清而幽。一重一掩皆画本,匆匆深恨无诗留。”(纪昀《题赠莲麓画册》);元朝著名诗人、画家、福州萨氏家族始祖萨都刺的《长溪道中》有“淡日凝烟横列浦,斜风吹雨过前山。柴扉初放牛羊出,渔艇方携蟹蛤还”;明代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更是在《登龙首山绝顶》一诗中描述了福宁背山临海之宏大气势——

缥缈莲花第一峰,空山丛棘绝行踪。

云生下界孤城雨,人听斜阳半岭钟。

海上晴涛奔万马,天中积翠走群龙。

金光玉蕊知何处,欲驾鸾骖问赤松。

连我们福州都多有名曰“福宁老家”、“霞浦海鲜”之类的酒楼饭馆,其中海鲜都是从当地海边新鲜捕捞运来的。前些年,每当望着店牌,我就想,方以智当年在福宁吃海鲜否?吃什么品种的海鲜?在他的专著之中是否有记载?

明朝在隆庆帝继位前,一律施行海禁政策,好在到了方以智生活的年代,已开海数十年了,由此方以智得以接触认识不少海产品。从他的博物学著作《通雅》卷四十七开始,就记载了不少河鲜、海鲜——

“福州之水晶鱼最妙”……“下汤即起,明如水晶,惟有细脊一条而已。”“章花鱼,福州呼为铜盆鱼”……——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七

虽然还未发现专门写福宁的河鲜、海鲜,但方以智概以“闽中”呼之,亦切合他在福建的认知体验——

“密丁……智在闽中,见有圆蛤号曰铜丁者,正是其类,今俗呼异名耳……蛏,修长如指,闽中有至小者,甬东人种之至大……蛎黄,一曰蛎房,以附石而生,闽中最多。”——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七

由此建议,若《方以智全书》再版时,第四册《通雅》整理说明第二页,可在“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动物,包括鸟、兽、虫、鱼”后加上“等各类河鲜、海鲜”则显得更具体些。

(六)武夷之旅

十岁时,方以智还随父亲出了长溪,攀登福建省最北边的著名山脉武夷山——

“峭石骨立数十百丈,……独武夷有九曲溪,可以击櫂,比漓江耳。仁智堂负大隐屏,而展缛以当五曲,故为帐中。‘重洗仙颜’,老父庚申题于‘云路’,盖识之也。”天游一览亭,即在仙掌之上。舩板槎枒,不得不请营丘伸手矣。”——方以智《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一《武夷》

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在武夷山通往云窝的路上,一块斜立的巨石如屏障般迎面而来,这引起了方孔炤题刻的兴致,他在“云路”下方镌上了“重洗仙颜”四个字。此摩崖石刻之涵义素有争议,有说是道家用语,有说是方孔炤尊儒学贬释道,因武夷山当时并尊“儒释道”三教,主次驳杂,他主张以儒学来肃清人们思想中的混杂现象,因此,将“重洗仙颜”勒于云窝入口处,寓意深刻。

……

峰表铿翁二子能,曾孙有术多凭陵。

鸡犬白云何缥缈,应是玄黄怪未了。

独有考亭数字存,重洗五百仙人颜。

——方孔炤《武夷》

末句可视为“重洗仙颜”题刻的注脚。我最关心的是,如果此石刻之内涵为后者的阐释,那么,按方以智后来为僧的经历,他同不同意父亲的观点呢?方以智没有明说。他受外祖吴应宾(自号三一老人)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观点更深刻吧。其实,答案很明显,方以智四十五年后(年,清康熙六年,他心目中的崇祯四十年)再游武夷山,题刻了“南无阿弥陀佛”在与云窝隔溪相对的响声岩上,通过响声岩微妙的“空谷传声”,如同在回应对面的“重洗仙颜”。这是父子之间象征性的隔空对话,也是方以智无比怀念与父亲一同登山的童年时光的见证。并且,题于朱熹的“逝者如斯”之上,给人以恍如隔世之感,如同方以智常言的“无往而非死”一般历尽沧桑艰险,望断红尘。四十五年前看着父亲题刻于此,四十五年后亲自题刻,巧妙地表达了与父亲不同的观点,山色依然,景物依旧,只是明朝正统已亡,父亲已逝,他已遁入空门……

四十五年前,不知熊明遇有否与方氏父子同游武夷,只知在九曲溪第五曲、天游峰下的隐屏峰北麓有熊明遇题刻的长篇游记《游武夷山记》。

而无论是太姥山、庐山还是武夷山,这几座密之童年时所攀登的名山,都有他中年流离或出家为僧后再度或三度亲临的照应,每一次照应都恍如隔世,景物依然,人事却非,宁不教人读之垂泪,无限感慨焉!

(七)细微之处见风范

“漳州人传中秋前三日海口飞坠龙虱,余日绝无食之除面?活血。少随老父福宁,见之后,在姚有仆署中云:自濠镜(澳门)来则它处亦出,此何漳独异也?”——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十.龙虱》

方以智连儿时在福宁所见的小飞虫尚且记得。可见他心思之缜密,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

“迷藏,今之藏朦也……温麻小说有藏朦事,小儿多此戏。”——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五.器用.戏具》

读到这里,不由得莞尔一笑又心生敬佩,孩子们的童年往往都是在常玩捉迷藏的时光中慢慢长大的,而方以智的童年已是开始研究“捉迷藏”这个游戏了。他有时间看小说,显示是在温麻生活期间当作消遣,长大后,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把这个细节记录下来引入他的专著中。同时,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西方注重实践的科学方法也在小密之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他绝不拘囿于书本发现的小范围内,长大后,他常常亲力亲为地实地考查、证实并详细记录下来,因此对博物学、自然科学研究做了很大贡献。

02

与母亲相处的最后时光

在福宁期间,不仅是方以智与父辈们学习、探讨西学等学问的关键阶段,更是他与母亲吴令仪(字棣倩)母子缘份最后两三年相处的宝贵时光。

“吴淑人讳令仪,巡抚公配,宫谕应宾女也。师事清芬阁,诗翰甚美,年三十早卒。”——《桐城耆旧传》卷十二.附于《姚清芬阁传第五》后

吴令仪是翰林院编修吴应宾的第二个女儿,“巡抚公”指的是其夫方孔炤。而将其列为三品淑人,有误。

“钦差总理河北、山东等处屯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方孔炤……”——方孔炤《刍荛小言》

方孔炤一生最高的官职是右佥都御史,在明朝为正四品职衔。吴令仪当追赠为四品恭人。方以智逃禅后的年,适值母逝43年,祭文中亦有“吾母太恭人”(《冬灰录》卷三《母吴太恭人忌日烧香》)的称谓。因此,应写作“吴恭人讳令仪”。

(一)倍受夫家珍重的方吴氏

随夫在福宁州衙的吴令仪嫁入桐城方家以来,五年后,十九岁上才得子方以智,举家大欢喜。吴氏为人处事深受夫家称誉,大姑方孟式(密之长姑)在《纫兰阁诗集.卷六.挽吴宜人有序》中称——

“吴宜人,……吾弟淑配也。美善于归,宜室宜家,名香闺秀,善事公姑,曲得欢心,克相夫子,以永令誉。至诗字琴画、刺绣酒浆,出其余力,种种精绝。”

方孟式从德言容工各个方面盛赞了这位弟媳,我们理想中方以智的母亲形象似乎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的诞生,他的母亲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吴氏给儿子的第一份与生俱来的礼物。

吴令仪自己也觉得在夫家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公公尊重她,婆婆怜爱她,更有大姑们与她情同姐妹。这就使得小密之在家族生活中心情愉悦,他会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母亲而自豪,虽然那时他还很年幼,但是孩子的感受细胞是很灵敏的。

年秋,吴令仪在福宁州衙宅第中感到自己病势沉重、行将就木的自祭诗《挽歌八章》中,就表达了自己对婆家依依不舍的眷念之情:

得翁珍重得姑怜,共道闺中六行全。收却人间无限泪,一时和雨到黄泉。(之四)

堂前姊妹最情亲,一曲招魂倍怆神。从此柏舟行坐处,荒云冷月领青春。(之六)

另有《呈姚姑姊二绝句.其一》写道:与姑为伴十年余,胶漆金兰总不如。忆得峩眉山下住,相思惟有一双鱼。

这里的“姚姑姊”指的是方孔炤二姐方维仪。吴令仪随夫宦到四川,她已十分想念方维仪,再到福建后,吴氏更长时间不曾见到方维仪。未料到的是,她这一走,就是永别!当方维仪得知弟妹过世的噩耗,痛心泣诺曰:“弟妻吴宜人愉惋同保,不幸早世,余抚其诸英,训诲成立,完其婚嫁,必当终于一诺也。”方以智也多次在诗文中提到“二姑清芬阁……怜余丧母而抚教之”、“八历年所,无间色矣”之类的感恩之辞。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怜,也因维仪无孩子可抚养,因此就将密之及其妹方子耀视如己出。同时,她非常喜爱这个“周岁能画字”的天才侄儿,《方以智妙联咏石榴》的故事也广为流传——

密之九岁那年的中秋之夜,全家人围坐在院子里赏月。桌上放了月饼、石榴、菱角等节令食品,没等大人动手,年幼的方以智就先动手拿起来。方维仪想趁机考考侄儿,便对他说:“我出一对,你能对上就吃,否则,甭想!”于是她从桌上拿了一个菱角剥开,露出雪白的菱角米来,吟出上联曰“菱角双尖,铁裹一团白玉。”小密之稍加思索,便从桌上抓来一个开裂的大石榴,将它掰开,露出晶莹光亮的石榴米,对曰:“石榴独蒂,锦包万粒明珠。”在场的人都拍手称赞,方维仪更是高兴,连忙剥开菱角、石榴让他吃个够。

这个传说不知出自何处,如果说密之九岁那年中秋夜是在老家渡过那就有误,因为当时密之正随父母在前往福建的途中,九岁的中秋夜,大约到达浙江境内了吧。然而,对这个妙联,对于已会作诗属文的方以智而言并没有多大难度,是令人信服的。或是说宁愿相信这一定发生在方以智身上,只是时间错了,地点错了而已。

回头说,方维仪因青春守寡、独女夭折而从夫家姚家回归娘家守节,次年,吴令仪嫁入方家,直至一六一七年随夫宦到四川,姑嫂二人相伴十有一年。吴令仪十分同情维仪的不幸遭遇,同时又深深敬佩她的才华,以她为师,向她学习写诗作文。出身翰林家庭的吴令仪自幼就喜读书,对《列女传》一类典籍尤为熟悉,与方维仪相处的这十一年光阴,又给她打下了更好的文学底子,到了长子密之开始习字写诗作文时,身为母亲的吴令仪必定也给了儿子不少指导与建议。

(二)吴令仪与方孔炤

令仪与方孔炤之间的夫妻感情也非常好,她曾作《金人捧露盘.呈潜夫(方孔炤)尊卿》曰:

载君恩,感君德,意难酬。豪华舞,袖与歌喉。妄观君志,又不爱绿密红绸。愿多福泽,芝兰满人种宣逑。

络秀儿,遥集母,大门户,抱衾绸。曾惯见,葛藟荣樛。樱桃杨柳,才人诗画半妆楼,才显得,糟糠丰韵,互扇交裘。

丈夫在京城,她也寄去思念的诗《寄潜夫夫子时谒选爵》:

君去觅封侯,金闺第一流。文成知虎豹,价重骋骅骝。

诗思春归锦,乡心月在搂。素琴随彩鹢,忘却捣衣秋。

正因为二人感情融洽,因此,夫在京城,她即携子同往;夫宦四川,她亦随去;再宦福宁,她也随行并长住。如此携子一同随宦,无疑让小密之享受到了温馨完美的家庭生活,令仪自己也一路饱览大好山水风光,增添了诗兴。只是,她的诗常带有一层挥之不去的伤感情绪,一则长途长时间的漂泊之感,二则由于恋乡思亲而突显的无奈感,这些都常常侵扰着她的思绪。再者,也许预示着她“无端寂寂人归月,恰合青春三十归”的红颜薄命吧,福宁是她的随宦之地,却也是她的仙逝之乡。

几树孤村外,空船倚暮云。风来衰草色,日出荡潮文。群雁江边语,凄猿雨后闻。无端钩月小,人影各单分。——吴令仪《遣怀》

新月不来灯自照,江天独步夜频惊。长年自是无归思,未必风波不可行。——吴令仪《夜》

三暮三朝下峡愁,解缆还系楚江头。乡关有路应须到,只恐明年又远游。——吴令仪《江上久住》

昨夜欢娱得月难,今宵寂寞与谁看。邮亭(邮亭镇,川渝咽喉要道。位于今重庆大足区)望处应相忆,两地清光一种寒。——吴令仪《舟中对月绝句》

十二眉前秀,三千眼底流。云环雾阁总悠悠,仙梦落山邱。聚鹤疑留恨,悽猿若起愁。楼船箭鼓峡风秋,会少别离稠。——吴令仪《驻云飞.题巫山十二峰》

以上这些诗词虽然饱含幽愁,却跳脱了闺秀诗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想象拘囿、虚空的氛围与题材偏狭的尴尬,进而融入对大自然景物的充分描绘,这是少妇远游的收获。由吴令仪的诗词亦可以梳理出方孔炤一家由川入闽的行踪,作为方以智回忆的补充。比如:

寒风峭急雨声长,珠泪千垂不尽行。莫恨石尤江泊夜,只愁客易到襄阳。妾幸归家有舅姑,风尘君更计长途。东西自是蓬弧事,岂似裙衩恋故都。——吴令仪《舟发江陵潜夫尊卿将自襄阳入计二绝句》

“石尤”指的是元人小说《琅嬛记》中的石氏嫁作商人尤某妇,因思念远行未归之夫而郁死。临终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在这里,吴令仪借此典故表达了想挽留丈夫,不令他到襄阳之意。

“襄阳”在湖北,是为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古今第一军事重镇也,对于男儿志在四方的方孔炤而言,是必定要入城观光的。而吴令仪身为妇道人家,在长途颠连的劳顿中感觉疲惫,眼望临省就是江南安庆府老家了,她只想着尽快归家,由此自然发起愁来。然而,她终究是理解丈夫的,故以“蓬弧”代指男儿,认为东漂西泊是男子的天性,如何会像女人这样恋家呢?

“江陵”指的是古楚国都郢,历史上曾先后十数次为国都。亦为重镇。可见方孔炤自川入闽,路过湖北省即多有滞留。

扁舟过陵濑,富春入云兑。悬岩十九泉,苍松发幽会。钓杆有余乐,云台何足绘。天子本知心,故将轩冕赉。——吴令仪《过严陵钓台》

“陵濑”指的是河滩严陵濑,位于富春山下;“富春”指的是富春山,著名的《富春山居图》诞生的地方,在浙江桐庐。吴令仪尤为赞赏这里的大好风光。因此,吴氏的诗也相当于留下了方氏父子在浙江足迹的证明。这应是在老家过年后,方孔炤携着再度怀上身孕的妻子,带着长子方以智进入浙江境内。

虽然,现存吴令仪的诗词并没有全面反应出方氏一家子由川入闽的每一处滞留地,甚至有时具体地点描述模糊,仅知大多在江上舟中度过。结合其子方以智在诗文中提及的地点,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方氏一家从四川到福建的行程路线:四川嘉定——重庆——三峡——湖北——湖北江陵——湖北襄阳——安徽老家——浙江——浙江富春山——福建——武夷山——太姥山——支提山——乌石山——福宁州衙。

如此,我们已可以大致了解,方氏一家自川至闽长达经年之久的个中原因。因此得出结论,方以智童年时期在福建居住最长的时间是一六一九年秋至一六二二年秋,历时三年,即他九岁至十二岁这个时间跨度。而最短的时间是一六二O年秋至一六二二年秋,即《霞浦县志》中所载的“甫二年”。而前者说法更为可靠,有更多证据可依。

(三)吴令仪与方以智

有父母亲一路的相依相随相伴,是最能给孩子安全感的,父母之间感情良好,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之一,这也是密之童年生活幸福的主因。在福宁的吴令仪无须担负婆家的事务,可以专心一意地相夫教子,虽然随夫抵达福宁州衙后的那年除夕,她生下方以智之弟方其义,但她的生活重心,关心重点依然在有时十分淘气的长子身上——

“十岁好击剑,舞衣动白日。醉后乱伤人,左右皆股粟。”——方以智《博依集.卷五.咏怀》(《方以智全书》第八册之十四《博依集.卷五》引为“左右皆鼓憟”)

也许,她会怀抱着出生不久的次子,默默地坐在庭院的一角观看长子舞剑,也会因为儿子佯狂醉态而惊吓到他人,而对他有所批评教育吧。十岁的密之已会饮酒并饮醉自己,也真是早熟的表现。

“少美姿貌,聪颖绝伦,书无所不读。为人风流自喜。及语忠孝大节,凛如也。”——《南疆逸史》卷四十《方以智传》

身为母亲,望着自己不但聪明颖异,而且还帅气出众、文武双全的儿子,内心如何不会感到欣慰呢?只是从长子出生前夕,她梦见了“毒龙”始,她已然持斋茹素多年了,为了儿子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做母亲的牺牲一些自己,吴令仪也是甘之如怡的。

她还会将自己擅长的诗字琴画传授给长子,为他奠定一些博学的基础。密之“十岁能属文,反骚慕子云”,“子云”指的是汉代思想家,汉赋四大家之一的扬雄,字子云。扬雄初时拟司马相如之文风,创作了不少汉赋,晚年时改变想法,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十岁的小密之正当童子之龄,对汉朝又十分喜爱,他首推《汉书》,并言“不论唐与宋”。后来,他自嘲“少年溺于雕虫”,此“雕虫”一词之意恐怕正是出于扬雄晚年之言。也由此句,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下,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致地沉醉在自己喜欢的学问中的密之,这样的时光是何等的幸福啊,这样的写作无论如何都为他的文学功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他不仅写诗作赋,更有“十二工书法,隶草腾龙螭”这样的挥洒自如,以及“十二咏六经”的勤奋刻苦,这时候,也许时有他母亲在侧的陪伴,或者他会将自己的作品出示给母亲评点指教。所谓“六经”指的是由孔夫子整理的先秦六部古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始见于《庄子.天运篇》。

“世为好古士,尽为轻薄儿……六经尚未读,安能为文辞?虚名不足慕,智者心中悲!”(方以智《博依集》卷五《答陈明卿太史》其二)

他悲叹一些自谓好古、妄得虚名的名士,一把年纪了却还未读最基本的六经,而他在十二岁时就开始咏诵六经,至十五岁“经、史皆能成诵”了,这为他的文学根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每看着如此勤于读书、习字、写作、练武甚至研究西学的孩子,吴令仪也许曾觉得自己的所知所学,早已无法全面教予长子更多的知识了,有种力不从心之感。好在密之独立学习能力很强,她只要看着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就足够了。

(四)凄怆的永别与怀念

至于吴令仪得的是什么病,病由何时起?则不得而知。母亲的疾病也还未引起密之对学医的重视,毕竟当时他只有十二岁,也还没有人给他这方面的引导。吴令仪离世后,亲人对她的怀念,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大姑子方孟式、方维仪外,她最爱的夫君方孔炤与长子方以智分别在文中写道——

“吴宜人淑慎就养,得亲欢心。依太史公羽之训,雅怀道种,亦解禅偈,亦诵悟真。喜摹钟卫,句勒长短,克称馈职,而不妨彤管。溘兮朝露,率尔北舆。聊拟潘情,莫将荀痛。时壬戌(年)阳月(十月)也。”——方孔炤《悼亡诗.序》

“余母以壬戌即世,殡城南,未及卜兆,迄今九历年所矣!余读书其侧,时朔伏临,非敢曰孝思,亦以识慕云尔。

荒草没灵前,于今已九年。自从存口泽,不敢食桮棬。遗集文尝诵,高旌纸尚悬。风雷日暮起,长跪在河边。”——方以智《慕歌.有序》

“口泽”意出“父之遗书,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泽,不忍读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桮棬”也作“杯圈”,代指酒杯,后成为思念先母之词。“杯圈,妇人所用,故母言杯圈。”(孔颖达疏)“不敢食桮棬”意出《礼记?玉藻》:“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好酒的密之在母亲逝后,曾长年不饮酒,一如母亲一向为他茹素一般。

“蒿目天下之故,犹欲功名一展,何容自欺?尝梦吾母以告信心,觉而泣。且持十斋,以俟异日。”——方以智《膝寓信笔》

“小子十二丧母,今二十五,头颅如许,未有寸进。愿留封碑,以待异日。每捧《黻佩遗集》,泪沾襟袖。先外祖恢复浮山道场,吾母布金为多。今归于此,当得读书岩上,谨栖一冬。”——方以智《膝寓信笔.归葬先妣宜人吴太君于浮山》

《黻佩遗集》在吴令仪生前名为《黻佩园壶稿》。方以智怀着无限悲悼之情,屡忆在他生命的最初十二年中,生母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疼爱之情,以及母亲为了他而终年持斋如素的无私付出,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自然十分怀念他的母亲。

上两段引文中的“以俟异日”、“以待异日”表明了密之出人头地的决心,他想用自己的功名来使母亲得到更高的封号追赠。古时妇女凭借丈夫或子孙的功名而得到命妇的封诰,上文提过吴令仪最高被追赠为恭人是因为他的夫君在明朝的最高官职是四品官。而后来南明永历帝十次下诏恳请方以智出任东阁大学士,都是想赐予他一品高官的殊荣,如果他当了阁老,那么,他的母亲将被追赠为一品夫人,这是实现他少年时梦想的捷径啊!然而,理智的密之为了不令父亲身处满清威胁之险境,竟十拒相位,为世人所传颂,他虽没有当过一天相国,但知情的人们依然亲切地称呼他为“方阁老”;他母亲的侄儿明末工部主事吴道新依然为姑母的墓碑题写“诰命夫人吴氏之墓”。

方以智在福宁的童年时光,随着他母亲的逝世而告终。他哀泣伤感地随着父亲扶母柩北归于江南安庆府老家,入殡母亲于城南,受教于二姑母方维仪。一年后,他随父宦入京——“昔予十三四,束发游京师。”(方以智《博依集》卷五.咏怀)密之十三岁时已是明天启三年癸亥(年),而《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开篇《方以智生平思想及其著作整理》“三、方以智的生平”中写道——

“……十三岁随父过武夷、太姥,北入京师,驰驱齐鲁之郊。天启二年(一六二二),母吴令仪(一五九三—一六二二)卒。”

正确叙述顺序当为:天启二年(一六二二),母吴令仪(一五九三—一六二二)卒。十三岁随父北入京师,驰驱齐鲁之郊。

另,十三岁的方以智是随父由安徽老家北入京师的,而非由闽入京,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过武夷、太姥”。因此存在双重失误,望再版时加以修正。

03

避祸经福宁

不曾想,这一别福宁竟是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后的明崇祯十七年(),三十四岁的方以智已届中年之身,他已历尽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与诸如“行丐三千里”般的颠沛流离,此时又正为躲避南明朝弘光党祸而被迫离家出走——“党祸发炽于同里(指被同乡阮大铖陷害),老亲命之(我)远游。”——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祭姜如须文》“……平日之忌者诼之,党案又翻,致令大人不安,乃命远游。历台荡,转太姥,泊五羊,遂此九年,违侍温情……”——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灵前告哀文》“膝下一拜双泪垂,单衣破帽从此辞。”——方其义《忆兄》“从台宕历太姥、罗浮,苑结过当……仰视天,頫视地,发声激齿,山石为之崔隤,飙湍为之潏射,若无所可容其怦怦者。七年中,五变姓名……”——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一《书周思皇纸远害之弟》秋深时节的福宁太姥山迎来了满身心受创,不堪回首的方以智,此时,曾经美好的童年在如此流离落迫的境遇下,竟被反衬得更加凄怆与悲凉。(一)不再居留福宁之谜老父方孔炤那充满血泪的别辞泣嘱还回荡在他的耳畔:“长溪民德我,其地僻僿,可以家焉……”“长溪民德我”,即方孔炤任福宁州知州时,在其地多行德政,这里的百姓十分爱戴这位知州大人,并为他在太姥山建立了生祠。同时他的大名被列入福宁名宦祠。方以智亲家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三有《方中丞生祠在太姥山》一诗;另据清.乾隆《福宁府志.秩官志.循吏》及《霞浦县志.下.卷之二十七.循吏》记载:方孔炤,号仁植,桐城人,进士,万历四十八年知州事。始至,建学宫,开玉带池,竖中天坊、敬一亭,复龙光塔。甫二年,以员外郎迁去。士民建祠立石,曰“思乐亭”。而为何方以智并没有遵循父亲的殷切嘱咐而与他小时候生活居住过的福宁州擦肩而过呢?我妄加揣测,其中可能有五个原因——第一,当年对方孔炤感恩戴德的长溪士民,在这二十三年后已老的老,去世的去世了,年轻一代未必知道他。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感恩的心情已然有所寡淡,长溪故人从心意到能力都枉论能照顾到他家的公子;第二,方孔炤与现任福宁知州揭重熙之间并无交情,否则完全可以致信揭知州,将儿子拜托给他;而他在任时的熟人,如熊明遇辈,早就被调离长溪或归隐老家了;第三,方孔炤显然希望儿子可以他的声名为阴庇以长溪为家生活下去,这是父亲对儿子深切的关爱,然而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方以智最不宜示人以真实身份,故方以智“七年中五变姓名”以隐;第四,若论地理形势僻塞,倒不如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更好,因此方以智在重重的考虑下,并未将福宁州作为此行的终点,而是继续南下。然而,他显然是曾查看过长溪的形势的,至于是否登上太姥山逗留尚不可知;第五,最重要的是,方以智素来个性独立,并不像一些大家公子一样有着依赖的心理,他想到的是不以自己的需求去影响父亲既有的声名,也不愿因自己被通缉而连累到长溪士民。其实,不仅父亲嘱咐方以智避祸温麻,就连方以智的知友陈子龙也认为温麻是个理想的隐居之地。多年后,方以智在祭弟文中这样写道:“祸发之后,(卧子)导余转徙温麻太姥,乃中丞公甘棠之里。”然而,经过方以智深谋远虑的观察,太姥山一带并非自己可以存身远祸的长久居住地,因此,只能继续向南流离。长溪若有情,当为此洒泪矣,只能把他此时逃难的身影烙印在他儿时的幸福时光中来回味了。方以智此次未遵父嘱留在长溪,倒是他希望父亲及其一家老小能在上海县(今沪上浦东)山中安家落户避难的想法,他在给知友李雯的信中写道——“老亲在金紫山中,恐不及徙家长溪,当携细弱来贵郡,棲大岣耳……”——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七《岭外稿上.寄李舒章书乙酉五月晦日南海寄》金紫山,位于安徽潜山,传说为老子骑青牛路过,紫光满天,故有“紫气东来”这一成语的产生。安徽与福建的距离自然远上海多矣。“不及徙家长溪”,说明方孔炤曾有率领一家老小长途跋涉隐居长溪的想法。方孔炤一生,最为想念的地方,就是自己正当而立之年仕宦过的福建福宁州(长溪、温麻)。但这个想法太不现实,只好作罢,因此方以智觉得上海郊外的大山山巅是家人理想的隐居处。当然,后来,方孔炤也没有做出这样的迁居行动。“五月晦日”指的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即三十日。中国古代正统历日均以农历为准,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有二十九日。因此《方以智年谱》卷四流离岭南(-)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乙酉一六四五三十五岁中“五月三十一日”有误,不能按新历来写事件发生时间。此时的李雯尚未降清,他于顺治四年()春举进士,因家变被迫降清,官至副都御史。李雯抱着万分愧疚于故国之心,同年忧死。方以智与父亲这一别,直至九年后的除夕,父子才得以重聚。那时,方以智唯一的弟弟方其义已离世三年。方其义曾在诗中写道“老亲日日登高台,呼我极天望消息,兄胡为乎不归来?”(方其义《忆兄》)九年岁月,无时不刻地磨折着一个老父亲的心,他痴痴等待长子的归来,未及等到时,次子已先离世,这又给了方孔炤多么大的打击!待到长子归家,不及一季,却又被清廷屡屡摧逼出仕,为坚守大节,方以智再次被迫离家投入空门,真是忠孝不得两全啊!从此,父子无缘再聚,直至方孔炤离世,方以智都未能再见到父亲一面,人天永隔,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二)患难中的重逢碰巧的是,方以智经过太姥山时,意外得与同为躲避弘光党祸,亡命南奔的未来亲家陈名夏重逢,年长方以智十岁的陈名夏在他的《石云居诗集》中感慨、激动地记载了数首关于与挚友方以智不期而遇,并受密之赠金作为盘缠的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1、陈名夏诗作再现重逢场景世乱藏身行路难,高飞黄雀泣秋残。名山僧隐观沧海,荒谷人来看白冠。婚嫁不知何日近,流离相见此时寒。天风野烧如砧急,吹断紫云千万端。——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二《太姥山下遇方密之,怆然别去》“婚嫁不知何日近”,指的是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与陈名夏的第三个女儿陈舜英的婚事。方中通是清初著名数学家,中国探讨对数第一人,他的学术精神与理念也多得自父亲方以智的传承。他与舜英在顺治八年成家,中通十七岁,而舜英的长兄陈掖臣与中通同年()出生,她当幼中通数岁。那一年,方以智在清廷的诱降下,视死如归,感动清军将领,听其在广西梧州出家为僧。万里寻夫而至,却只得短暂团聚的夫人潘翟,只好又携子万里迢迢地返回老家。在离家千里开外,遇到特地来此迎接的儿媳。史载,舜英“性至孝,雅工诗……辍食泣涕,千里迎姑返桐,人咸称之。”顺治八年,陈名夏已降清,出任从一品高官吏部尚书,他必定也很关心女儿与中通的婚事。舜英嫁入方家以后,从来“不以宰相女有几微骄矜色。入门持巾帚,执妇道,尽礼又通诗书”,后来,为夫家的品节所感化的她“弃母家所遗产业不受”,不仅是位坚持正义、才德兼备、端庄持重的贤妻良母、孝顺儿媳,而且具有临危不乱、视死如归的可贵品质,不负方以智为儿子终身大事所作的选择。密之季子中履之妻张莹亦如此。方家一门女杰,个个非同凡响。后来,方以智第三女与陈名夏子陈鼎臣也结为百年之好。陈名夏于顺治十三年因言获罪被斩,临受刑前有“我色竟不动也”之临死不惧之言,这一方面,舜英极似其父。陈名夏长子陈掖臣受牵连,被杖责后流放东北,未知鼎臣一家是否安好,估计往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密之幼女也相当苦命。海上悲风沙作堆,荒荒遇子颜为开。畏人不及言儿女,亡命何由居草莱。发犹上指须半白,但愿求方煮白石。煮石不得求金难,相顾执手当岁夕。——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七《太姥山下风沙篇,别方密之北行》我昔步走君乘车,海边执手立斯须。尽言不得冲海涛,君从何处藏鸿毛。吁嗟乎,各有万里相呼号,可怜天地空吾曹,一日不见三秋高。——陈名夏《我昔行寄方密之》2、坚守气节天末传书雨雪深,泪痕重下短衣襟。   首山仍是箕山节,东海终怜北海心。   稚子远行探虎穴,孤僧不死有人琴。当年太姥轻挥手,让尔流离蚤入林。——陈名夏《传密之太史书兼读其寄我诗次韵》其一这首诗最重要的是第二句“首山仍是箕山节,东海终怜北海心。”箕山位于河南省,箕山节即箕山之志,古人以之颂喻在乱世不愿出仕做官之人。典出《嵩山志》,尧之师许由不受禅让,隐居箕山。尧复以九州长请之,许由即洗耳于颍水之畔,坚不为官。此诗中拥有箕山之志的人当然是方以智。“东海”指归隐于东海的战国末期齐国贵族鲁仲连。此人有奇谋,曾立奇功,却不肯作官,更不事秦朝,保持高风亮节。在此诗中喻方以智;“北海”指东汉北海名士孙嵩。因藏匿得罪宦官而前来北海避祸的经学家、画家赵歧。多年后赵歧免难,出任朝廷要职,极力向朝廷举荐孙嵩,出为青州刺史。陈名夏在这里将自己比作被友人荐举而无奈出仕(仕清)的孙蒿,希望方以智能理解他矛盾的心情。野老江头哭复吞,至今谁是报君恩。桐山太史飘零处,苗穴浮屠方便门。富贵百年轮痛苦,流难一日净尘根。庐林空有黄冠思,不及逃禅客尚存。——陈名夏《传密之太史书兼读其寄我诗次韵》其二陈名夏在诗中表达了他出仕清朝后追悔莫及的痛苦,这种心灵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越是高官厚禄越是无法抚平他内心对故国旧君的愧疚之情。在他心目中,出家为僧的“桐山太史”方以智才是报答了明帝崇祯恩德的真忠臣。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好去牵强附会地认为方以智在太姥山曾参与过抗清活动。他逗留太姥山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从深秋与陈名夏的相遇,至冬日,方以智已到达广州,从福宁到广州长达两千多里路,古时舟车不便,况且方以智一路逃难,行动处处保密,难免更加延时间。年的太姥山,在方以智的生命史中,似乎只是为他与陈名夏重逢设置了一个特定的背景,二人间的刹那相逢虽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及至广州,也并没有他参与抗清的明确记载。这个期间,他还只能顾及躲避弘光党祸,韬光养晦,还末曾秘密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斗争中去。因此,从南京到太姥再到广州,只是方以智一心远身避祸的经历而已,同时,在落难流离之中,他从不曾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本份,他依然十分细心地观察周遭的万事万物,并将之记录到自己的专著中去。比如《通雅》卷四十七“余在广州市角带子,即蚌之柱而乾者也,在宁波则曰江瑶柱。”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此次在太姥山期间参与了抗清活动,并展开论述,个人认为此种观点有失考量。自从“太姥轻挥手后”,方以智与陈名夏一个南下一个北上,两人的选择可谓南辕北辙,最终的结果也是全然相反,方以智坚持着自己对大明朝节烈忠贞的故国情深,而陈名夏却投降清廷当了高官。因此,当回首中的陈名夏得知方以智的人生选择之后,深愧自己的降清之举,亦觉得有负方以智为他诗集作序时的称道:“百史(陈名夏)采获群言,博综来古,所著述不可悉数,诗则其一,以喻志也……百史为人魁岸杰出,多知自将,古所称倜傥英俊之士,方之蔑如……以百史其才,遨游燕齐间,所与交,皆天下贤士,顾独与余言而好之,余曷敢不以古之人为望哉?”——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卷二.稽古堂二集上.陈百史诗序》由此,至于后来陈名夏以清朝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的身份,而进阶为太姥山历代诗作者中官职最高的一位,这样的荣耀,他泉下有知,亦无颜受之吧,更觉得有愧于密之患难之中赠金于他的深情。3、重情重义龙眠方子独身走,山下遇之真不偶。天涯儿女仍在否,不能相问踌躇躇。方子出金置袖中,万里相思看北斗。——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七《遇方密之于太姥山下,赠予金》身处急难、自身难保且身心倦惫的方以智,不知是否曾在太姥山回味自己儿时跟随父亲及其同僚熊明遇,两次登临太姥山的幸福时光,也没有任何相关诗文留下,倒是陈名夏的诗文,让我们见到了一个虽然自身涉险,却仍慷慨出资相助友人的重情重义的方以智形象——“方子出金置袖中”——方以智毫不犹豫地从身上掏出银子塞到陈名夏的衣袖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挚友间在危难中的经济支援显得如此珍贵,这对陈名夏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短短七个字,也道尽了方以智的为人。想必,甲申年()五月十日,从南京家中遵父嘱远游,仅仅“单衣破帽”去逃难的方以智,原本就不可能携带更多财物,况且从江苏流离到福建,已是迢迢一千六百多里路,再辗转流离至太姥山,已然耗资不少,此时“出金”后,想必他自己也是捉襟见肘了,何况还有计划中的漫漫长途等着他。盘缠不够,就意味着要忍饥挨饿甚至露宿街头。但是,他仍毫不介意地大方赠金给陈名夏。至广州后,他果然以“卖药市中”维持生计(当然一方面也兼有他行医贩药的职业理想),无怪乎同在患难中的陈名夏,如此感恩戴德,在日后的诗文中频频念及。而施金予友的方以智从未在诗文中提及此事。方以智的付出,总是会得到友人们的高度肯定。年冬,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方以智岁寒思友,从京城寄赠侯方域冬衣,侯方域收到后十分感动珍惜,在诗文中写道——“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敌。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汗濯之。以为吾非密之故也。乙酉,丙戌后,装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嘘。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装,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遗稿.与方密之书》此文细节生动,至为感人。可惜的是,无论是李雯、陈名夏还是侯方域,都变节了。正如方以智早年评价侯方域“不耐寂寞”一样,密之的眼光精准无误。此文借衣念友固然有之,而借衣辟谣却是终极心事。为自己无奈变节而婉曲辩解,这大抵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降臣们的通病吧。他们的行为没有影响到方以智坚守忠贞的节操,方以智的行为却令他们敬服与自惭。梦中涕泪读君书,又讶挥毫万死余。张俭初为亡命客,陶潜难结避喧庐。——陈名夏《梦中读方密之书,有诗,觉而纪之》陈名夏常连梦中都思念方以智,可知二人结缘之深,从双方两度成为儿女亲家也可见出。已贵为清相的陈名夏眼睁睁看着挚友兼亲家的方以智长年在外颠沛流离却无能为力,无从援助,这也是陈名夏心中深感愧疚的原因之一。顺治九年除夕,当陈名夏得知方以智在万里辗转后终于回到江南老家,激动欣喜地作了《闻密之南还,适逢夜梦,喜而赋诗》。在他俩的下半生中能有此喜事,真是难得。也可见不仅方以智重情重义,常常梦牵梦萦地思念他的陈名夏,亦然。

04

无止尽的思母情

从与父亲、父挚欢喜愉悦地攀登、游览太姥山到二十三年后因逃难而流离太姥山,如此遭遇的鲜明对比,也就更加突出了方以智在闽时期的童年时光的幸福,若非母亲的香消玉殒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创痛,那么,他在福宁时期的生活学习时光则堪称完美,他明显超越当时的同龄人,已然开始进入研究境界的天才学习模式,真是令我们叹为观止。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母亲的早逝也更加促进了方以智心态的早熟,他比常人也更早地体会到了丧亲的悲凉,如同他的母亲吴令仪一样,也尝尽了慈母早丧的哀凄:

九曲虹为带,千山翠作城。只应待萧史,天际伴吹笙。

泪滴慈亲墓,踟躇不忍归。茶倾三奠后,惟见纸钱飞。

——吴令仪《展墓二绝句》

“只应待箫史”一句,说明吴氏在作此诗时还未许婚,她将自己比作弄玉公主,正在等待她的真命天子,后来虽然如愿了,她找到了如意郎君方孔炤,却叹姻缘短促,不到二十年的相处时光,在福宁溘然划上了句号。受伤最深的自然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

无论是在京城为官时,还是出家多年后,方以智依旧深感母恩,每逢母亲忌日,他必定烧香礼拜,铭心刻骨地怀念母亲——

“自背萱堂十九年,圆壶?帕泪痕穿。梦中生我当斋戒,世上藏身托简编……注:先祖题浮山丹丘崖下为‘此藏轩’,先母墓在岩后。”——方以智《痒讯.九月十一日吴太君忌日》

“师(方以智)云:‘忽然四十有三年,孝满曹山发酒颠。今日西江烹雪水,不知利刃是何天?吾母太恭人,秉莲池戒,受博山乳,总是三一之渊源。孤儿撞入天界毗卢阁,拈出四大性自复,了却金字华严……十孙俱足,清芬八十,念此天边,又定建报亲庵于观音岩前。且道此处以何为供?恰度了刬草僧一员。’”——《冬灰录》卷三《母吴太恭人忌日烧香》

“四十有三年”,不仅是母亲吴令仪去世的年数,也是方以智离开福宁返乡的年数。尽管如今孙儿满堂,但母亲早已在天堂,不得享受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二姑方维仪已经八十岁了,还在怀念这个弟媳。在这香烟缭绕的佛堂中,方以智所能想到的另一个情境就是他在福建的童年时光吧……童年的福宁,一个已开始上演他生命中悲欢离合的地方,一个令他又喜爱又哀痛的地方。

离开童年的福宁整整半个世纪后,浮山北麓添了一座“金牛驾轭”的陵墓。此墓地与其母墓相望,这“回龙望母”的深情谱写了十分感人的母子情篇章。这座墓就是方以智肉身墓,身由母生,逝归母怀,母子终于在天堂再度团聚,愿来生仍为母子,母亲得享受福寿康宁,儿子再不必流离颠连,尝尽人间疾苦……

本文承蒙方无先生、陶善才先生过目指正,特别感谢方无先生在百忙之中仔细阅读,详尽雅正,不胜荣幸,谢谢!

撰于立冬时节二O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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